十年前开始写作的时候，一心想成为一个大作家，认为写作嘛，除了小说、诗歌、杂文和散文，其他的文字形式简直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没想到的是，多年后，我的小说还在路上，倒是和读者往来的书信先结集出版了。犹记得当初开始给读者写回信的时候，身边的朋友都揶揄我是“知心姐姐”，其实听到这个词儿特别不爽，因为总感觉这是一种管别人家长里短的闲事的形象，和我的大作家理想相去甚远。但是渐渐地写起来，就改变了想法。假如一个人读了点儿书，谈了点儿恋爱，在经过此生的路上，稍微懂得了点儿道理，还能写点儿文字，那么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经验，你死了，它就跟你一起死了。所以舍不得也没意思，不如就把这些说出来，传给别人，如果对他人有用，这个事儿也不错。至于方式，是小说，还是诗歌……其实倒也无所谓。

日本的文学评论家植村树曾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面对很讨厌、很棘手、谁也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一种人会想，反正总会有人来做，所以不用我来做；而另外一种人则觉得，如果没有人来做，那就由我来做吧。植村树说，这后一种人就是村上春树小说里的人物。虽然世界很糟糕，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可是如果没有人把这些事情完成一点，再完成一点，那么它便只有彻底地堕落到深渊里去了。我不是村上春树的粉丝，但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是村上春树作品里的人物。而这一切也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只是写着写着，就变成这样了，就像日子过着过着，就变成了这样。于是有一天，我跋山涉水、历尽磨难地走啊走，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了悬崖边上，我的左手边是一片金黄的麦田，右手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我不想从悬崖上跳下去，就此结束我的生命，但也不想回到原来的世界，于是就选择了待在那里，有小孩子跑过来我就拦住他们，把他们送回到安全的世界里去。也谈不上多高尚吧，只是既然你都已经戳在那里了，总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他们掉下去吧……这种事儿说白了，就是闲着也是无聊，其实真没什么好说的。

很多人喜欢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并以此自拟，而在我看来，塞林格笔下的少年和塞林格本人一样，并没有真正地去做这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他只是置身于麦田之外提供了一种设想。如果他真的去做了，可能会觉得厌烦透顶吧，因为这样的事情，做起来又具体、又琐碎，根本不美好，总是像家务活一样干也干不完。这脏兮兮的世界，无论怎样都擦不干净，本来内心存有少年时救世的干净清晰的梦想，但最后总是变成西西弗式的烦恼。于是那本书及时地在青春结束之前结束，并且不可能再有第二本。因为如果你十几年后再回到悬崖边，发现那个曾经如风的少年还站在那里，满脸皱纹、白发苍苍，也许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情景……

我不是麦田里的守望者，我是麦田里的西西弗，我被命运引领至此、被写作引领至此的时候已经不年轻，觉得这个地方也不错，于是也就接受了这个任务而已。看读者的来信，给他们回信，并不能让这个世界得到彻底的改变，甚至不能对写信的人给出什么更具体的帮助，但是屋子凌乱，如果不打扫，那么它脏乱的程度就会加重。有些事，如果没有人来做，就由我来做好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也会老，最后摧毁他们梦想的不是狂风暴雨，不是电闪雷鸣，也不是内心的激荡，而是日复一日的琐碎、婆妈的生活，无聊的日出日落，大片大片看腻了的麦田风景，以及艳阳下的空虚、质疑和面对这个世界的无力感。于是一些人出去赚钱，追名逐利，或者干脆连同自己也堕落起来。他们没有像年轻时候以为的那样，被大人们杀死，他们只是变得更富有，他们只是变成了大人而已。而另一些人选择留下来，他们变成了我，他们变成了麦田里的西西弗，西西弗永远不会老。

至于那些写信给我的朋友，我从未觉得我的一封回信就能拯救你们的人生。我读信，我回信，我只是做了命运安排我应该做的事，并且时刻记得，每一个给我写信的你，每一个我选择回信的你，每一个读我回信的你，我们都不是随便地遇到另一个人，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在我们的人生长河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的一瞬，那不是偶然，那是我们的选择。我希望在这美妙的心灵交会的刹那，足以照亮你转身离去的前路，陪伴你走上一阵子。当火把熄灭，希望这点点的温暖还能支撑你继续前行，直到找到新的拿火把的人。至于我，我也许还站在这里，但是请不必挂念，也不必回头，请将我遗忘，只将那刹那的拥抱留在心间吧。

为《我们心中的怕和爱》序，最温柔的犀利，一本与众不同的情感回信集。

罗莎贝思 • 莫斯 • 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

传统上，经济学家和金融家认为企业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这种根植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狭隘观念，导致许多企业片面追求短期利润的最大化以及为股东创造收益，仅仅从财务逻辑来考虑自己的经营决策。

相比之下，伟大公司则遵循不同的经营逻辑——作者称之为“体制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或者说“社会逻辑”。它们相信企业是社会内在的一部分，和家庭、政府以及宗教一样，几百年来一直是社会的一大支柱。伟大的公司也要赚钱，但在选择赚钱之道时，它们考虑的是如何建立经久不衰的体制。因此，它们会努力理解人与社会的需求，为未来而投资。

本文作者对四大洲20多个国家中备受尊崇且经济上大获成功的企业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调研，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企业中体制逻辑所起的作用。体制逻辑共包括六个方面。

1.共同使命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使命和价值观能够给公司一以贯之的身份，缓解不确定性和变化带来的冲击，并引导人们去发现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新产品。例如，印度马恒达集团的业务范围覆盖了汽车、金融、IT等几十个行业，但这些业务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使命——“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无论公司如何并购重组，哪怕公司名称发生变化，其身份和使命都将延续下去。

2.长期视角 当短期财务机遇与体制价值观出现背离时，伟大的公司愿意放弃前者。体制价值观指导着与公司身份和声誉密切相关的重要事项，如产品质量、目标顾客群的性质和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例如，雷亚尔银行建立了一套筛选流程，评估潜在客户的财务状况和社会责任感。银行不会向那些没有通过其环境和社会责任测试的客户提供贷款。这种短期的利益牺牲实际上是为了长期利益而做出的审慎的风险管理。

3.情感投入 强大的体制价值观能够激发正面情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促使员工自我监管和同事之间相互监管。伟大公司的CEO会投入相当多的资源和个人时间为价值观宣言不断注入新的生命，使其历久弥新，并敦促各个层次的经理把传达这些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4.与公共领域合作 要想跨国和跨行业寻找新的商业机会，就必须关注超越公司业务范围的种种公众问题，建立与公共领域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司高管不仅要考虑商业利益，还必须同时考虑社会利益。

5.创新 树立一个比赚钱更远大的目标，能够引导公司的战略和行为，为创新打开新思路，帮助人们在日常工作中展现公司和个人价值观。墨西哥西麦斯公司积极关注未满足的社会需求，由此产生出很多创新，比如适用于医院和农场的抗菌混凝土，以及在洪水多发区非常有用的防水混凝土。

6.自发组织 伟大公司的管理者很清楚，正式的结构不是太过宽泛就是太过僵化，无法为资源和创意的多向流动提供通道。僵化会压制创新。非正式、自发组织、形式多变的临时网络则更富有弹性，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或者能够更快地把各种资源组织到一起。2006年7月，IBM举行了“创新大讨论”。在这场持续数日的网络聊天活动中，超过14万名员工贡献了自己的点子，而虚拟化和绿色计算正是在此次活动后被列为IBM的重点战略事项的。

上述六条原则互相关联，并且有很多共通之处。伟大公司的领导者利用体制逻辑来弥补财务逻辑的不足，并以此指引和壮大他们的企业。

照片拍摄于乌镇西栅。